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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类拔萃的外交家

[字体: ] 发布时间:2008-07-21 09:54:27 [关闭]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战争爆发,周恩来公开肩负起掌管中国共产党对外事务的重任。人们通常认为,这是他外交生涯的开始。其实,他的外交活动可以追溯到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为了宣传这一重大事件,周恩来争取了当时正好在西安的两位同情中国共产党的外国记者帮助工作。  注【周恩来的外交生涯,就与外国人接触而论,可以追溯到一九三六年夏在陕西前线与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初次见面的时候(见《西行漫记》中《去红都的道路》一章)。还可以再上溯到二十年代,他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和苏联顾问加仑打交道野时候。】一位是美国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一八九二——一九五○)。她是矿工的女儿,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国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后来写了朱德传记《伟大的道路》。另一位是詹姆斯·贝特兰。他是新西兰人,著有《华北前线》。  注【詹姆斯·贝特兰后来就中国共产党的作用和抗日战争问题采访了毛泽东。见《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44-356页,人民出版社。】他们为西安广播电台撰写新闻广播稿,周恩来从中选用比较重要的中文和英文报道,交给电台播出。

  中国共产党处理外事的第一个常设机构,是一九三七年在武汉建立的。它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一个组成部分,称作“国际宣传组”。它在一家旅馆租了一间屋子。这屋子既是办公室,又是卧室。最初,国际宣传组只有三、四个工作人员和两台嘎嘎乱响的打字机。就在这里,周恩来接见来宾和外国记者,指导国际宣传组的日常工作——翻译毛泽东的著作。常有外国记者来访,向周恩来打听消息,听取他的意见。来访的人中有三位美国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埃德加·斯诺。今天,中国人民深深怀念这三位美国朋友,亲切地称他们为“三s”。另一位常客是新西兰诗人路易·艾黎,他不时来找周恩来商谈组织工业合作运动的问题。宾主在一起,多半是谈论抗日战争和中国的前途。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还为想去延安的外国客人作出安排。曾在西班牙内战中服务的加拿大外科医生诺尔曼·白求恩(一八九○——一九三九),年轻的印度医生柯棣华(一九一○——一九四二),就是从武汉出发去解放区的。后来,他们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献出了宝贵生命。柯棣华和巴苏是随同爱德华率领的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的。巴苏医生回忆说,周恩来精力充沛,学识渊博,消息灵通,分析中国的军政局势透彻精辟。出席周恩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的有许多美国、英国、法国等国的记者。巴苏记得有一位记者说,二十年后他们也许会为曾经结识周恩来而感到自豪。“干吗要过二十年?”巴苏反问道。“那太遥远了,此时此刻我就感到自豪!”

  周恩来选派在国际宣传组工作的都是年轻的新手,但他们工作勤奋,刻苦好学。他经常教导外事工作人员要多动脑筋,还要做到“五勤”。一是眼勤,就是要多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深入领会党中央的指示和方针;二是耳勤,要多听和广泛搜集各方面的意见和反映;三是嘴勤,要积极地有效地宣传我们党的方针政策,批驳错误的东西;四是手勤,凡事要自己动手,决不可养成懒惰作风,依靠旁人;五是腿勤,要多走动,广交朋友,不能深居简出,等人上门。  注【原中央外事组部分同志:《回忆周总理在解放前的外交战斗》,《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第二辑,第97页,人民出版社。】对周恩来的这些规定,国际宣传组自是认真贯彻执行。他们虽然人手少,却在短短一年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些规定,对其他方面的工作也同样适用。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沦陷,八路军办事处迁往重庆。第二年四月正式成立了外事组,隶属于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武汉时,从事外事工作的人员很少;到了重庆,人手增加了,可是,工作也越来越复杂了。外事组在周恩来的亲自指导下经常开会研究工作,坚持执行根据他对抗战第一阶段形势的分析而制定的方针。

  周恩来认为,日本侵华给西方大国构成了威胁,尤其危及英、美在华利益。英国和美国想方设法要保住他们在中国的权益,不赞成中国爆发内战,因为那只会对日本侵略者有利。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对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特别是对美国人,做争取工作,以此牵制国民党,使它暂时还不敢发动全面内战,投降日寇。周恩来指出,战胜日寇主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但也要在道义和物质方面尽量争取外援,以便把抗战坚持下去;共产党如果把自己孤立起来,那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

  为抗战争取同情和支持——这就是周恩来为中共代表团全体工作人员制订的行动方针。他们奔走于驻重庆的外国使团之间,同使馆人员和援华组织广泛建立联系,结交朋友,经常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鼓励同情中国共产党的外国客人走访中共代表团驻地。在所有这些活动中,周恩来本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和他的助手们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打破了国民党不许其他党派接触在重庆的外国使团的禁令。尽管蒋政权怒不可遏,然而它想极力掩盖它的腐败、无能、阴谋同日本媾和,以便掉转枪口对准共产党的种种丑事,仍然在世人面前暴露无遗。西方(特别是美国)的舆论界,开始对中国出现的局面感到震惊。

  关于周恩来在抗战时期和四十年代后期的外交活动,不少人写过文章,在此毋庸赘述。只有一点需要补充:他不但花了很多时间与外国的上层人物打交道,也很重视做外国下层人士的工作。他往返延安乘坐的是美军提供的飞机。为了表示谢意,周恩来在延安亲自宴请机组人员。这事本来可以交给下面的人去办,他却亲自作东道主,因为这使他有机会与年轻的美国人接触交谈。美国工程兵团的士兵曾帮助中共代表团架设无线电台。完工之后,他也亲自宴请他们。周恩来平易近人、落落大方的风度给这些美国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们毫无保留地表示对他的敬佩。这使蒋介石大伤脑筋。

  在国共两党全面内战爆发后的一个时期,因为周恩来兼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要集中精力处理军务,外事组的工作改由叶剑英负责。直到一九四八年五月他和毛泽东进驻河北省西柏坡时,他才重新担任中共中央对外事务的主要发言人。

  最后胜利已指日可待,外事组的干部急于要熟悉正在等待他们完成的新工作。周恩来了解他们的迫切心情,利用这个间歇时期给他们安排了三项任务:一是继续翻译毛主席著作;二是储备外事干部;三是研究全国解放后的外交政策,为即将到来的外交工作做好充分准备。正如毛泽东所说,新中国的外交工作要“另起炉灶”,在新的基础上制订自己的外交政策,“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注【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85-87页,人民出版社。】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上午十时,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庆典前夕,周恩来来到外事组。他对围拢在他身边的笑逐颜开的年轻干部说,党交给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明天我们就要正式开展外交工作了。他详细指示如何将毛主席在第二天开国大典上的讲话稿子连同他的信送交驻在北京和南京的外国使领馆的留守人员。这封外交函件是周恩来以外交部长名义发出的第一份文件。他担任总理的头十年里,兼任过外交部长职务。在两次重大国际会议(即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之后,外交部长的职务由陈毅接任。  注【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不久,陈毅接替了周恩来的外长职务。】但是,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息,周恩来始终是中国对外关系方面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对中国外交战线的影响之大无人能出其右。

  在人们的记忆中,周恩来不仅是一位干练的实践家,  注【周恩来给理查德·尼克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尼克松说他“思想敏捷,精力充沛”,“风度翩翩,坚韧不拔,是当今世界上一位非同寻常的人物”(见《尼克松回忆寻》第二卷,第49页和第101页,商务印书馆。)。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后来的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认为周恩来是他平生遇到的“两三个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人之一”。基辛格说:“他温文儒雅,耐心无尽,聪慧过人,机巧敏捷,他在我们讨论之际,轻而易举地就点破了我们新关系的实质,似乎除此之外别无明智的选择。”(《白宫岁月》第三册,第18页,世界知识出版社)。】而且对治国之方也有精辟的理论。他向手下工作人员所作的指示,不仅具体、详细,而且对于为什么要这么做,还有详尽的解释。从建国初期他在外交部的一次讲话中,可以窥见他的思想的一斑。

  他对一大批初出茅庐的外交官员说,一个国家在政治生活中,必须随时准备进行两种战斗——文的一手和武的一手。文的包括舌战和笔战。外交归于文的一类。武的不见得每年都有,但文的肯定天天都有。在外交战线上工作的同志要随时准备进行文战,并力求取得胜利。他告诫他们,前面还有困难和障碍,因为新中国不同于旧中国,外交无先例可循,必须另起炉灶。周恩来认为,当然不能照抄照搬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苏联的外交方式也不完全都适合于中国。他在学习外国时,坚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坚定地维护对中国有益的东西。

  他在分析当时的国际形势时,提出了一个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的重要论点。这个论点可以归结为:资本主义世界分崩离析,不是铁板一块。他说,资本主义国家分为三种势力:一是动不动就发动战争的好战势力,二是主张维持现状的势力,三是主张维护和平的势力。根据这个分析,他为中国制订了如下的外交方针:团结维护和平的势力,争取主张维护现状的势力,孤立好战势力。换句话说,就是要在国际舞台上建立维护和平的统一战线。他说,中国有可能也有必要去影响这些势力。他举了一个小例子来说明他的观点。

  一九五四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庆祝建校两百周年,邀请中国派人出席在纽约举行的庆祝会。那时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刚过一年,中美之间关系仍十分对立,两国之间即使在文化领域进行交往恐怕也是不合时宜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谢绝邀请的同时,还是向该校发了一份贺电。新华通讯社在播发这份贺电时,只提到郭沫若的名字,没有提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格雷森·柯克博士的名字。从学术礼仪来说,这是失礼的。周恩来严肃批评了造成这次失误的编辑。他说,看了这条消息的人不仅莫名其妙,会不明白为什么只有被邀请人的大名而没有邀请者的名字,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一次做工作的机会。

  周总理从不放过这样的机会。已故的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曾于一九五五年访问北京,为释放侵入中国领空后被俘的美国飞行员进行斡旋。时值寒冬,一次周恩来宴请哈马舍尔德的宴会结束后,在送客人上车时,他发现有一个欧洲人模样的陌生人坐在司机旁边。经过询问,得知这个人是美国人、哈马舍尔德的保镖。总理问身边的人,为什么不把他请进来?有人解释说,他是美国人。哈马舍尔德的保镖受到怠慢是不难理解的。朝鲜战争刚刚结束,美国仍然是头号敌人。但总理不这样想。他向工作人员解释说,是美国人怕什么?为什么不做美国人的工作?下次宴会一定要请他参加。哈马舍尔德离开中国的前夕,总理设宴为他饯行。他的美国保镖不仅被邀出席,周总理还向他敬了酒。  注【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第43页,世界知识出版社。】

  周恩来常常这样弥补下级的过失和疏忽。

  抗战时期在重庆,他常常利用郭沫若的寓所会晤政治上赞同共产党政策的友人。郭沫若的寓所在天宫府,这个地方交通方便,又不太显眼,郭沫若表示,周公随时都可以用他的寓所会见友人。当时,党外人士到中共代表团驻地来,既不方便,更不安全,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着中共代表团的驻地,他们扮作补鞋的、卖茶的和其他角色,在驻地周围转来转去。客人离开代表团驻地之后,特务便在后面盯梢,一直跟到他们家门口,记下他们的名字和门牌号码,随后就常常跟踪和骚扰他们,使他们觉得还是不去中共代表团驻地为妙。

  一天,周恩来拟了一个名单,叫他的助手发出请柬,邀请他们到郭沫若的寓所聚会。约定的时间到了,还有一位客人没有来。主人觉得奇怪。助手们一查才发现忘了给那位客人发出请柬。周恩来引用一句谚语批评疏忽大意的助手:“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欢”。他说,你们可能觉得这是件小事,是无意的疏忽,但那位客人可能觉得是有意怠慢。这就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大问题了,尤其当前同国民党的斗争很复杂微妙。中国不是有句“设身处地”的话吗?他要助手们好好体会这句话。他严肃地批评了他们之后,立即派车去接那位被遗忘的客人。客人到达时,周恩来迎上去连连道歉。他是不愿让任何客人受到冷落的。

  一九五四年召开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  注【日内瓦会议是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二十一日召开的,会议未能解决朝鲜问题,但就印度支那停火达成了协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这次会议上,周恩来第一次经受了复杂的外交斗争的考验。这也是朝鲜战争后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对手坐到谈判桌旁的第一次国际会议。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中到国联大厦,中美这两个死对头将在那里讨论亚洲问题,唇枪舌剑地交锋。周总理率领了一个近两百人的中国代表团来到日内瓦,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到他身上。这位传奇式的人物,“中国的外交能手”,在这个世界舞台上将如何表现,是聚集日内瓦的新闻记者们极感兴趣的问题。他们都迫不及待地要发回独家新闻报道。

  美国代表团团长、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一个顽固派,推行敌视和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虽然两国代表团的成员几乎每天都要在会议厅里碰面,杜勒斯却不允许他的代表团成员同中国人接触。他嘱咐美国代表团的成员,在会议厅或走廊上遇见中国人时不予理睬。他本人发誓不同中国代表团打交道,说什么除非他的汽车不凑巧同周恩来乘坐的车子相撞。在这种冷森森的气氛中,人们不断传说杜勒斯在国联大厦的休息室里无意中碰到中国总理时拒绝同他握手,也就不令人感到奇怪了。

  理查德·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这是对周恩来的“侮辱”。   注【见《尼克松回忆录》中册,第248页,商务印书馆。】在这种情况下,把侮辱当做是单纯有关个人的事,是不符合周恩来的性格的。在公开场合,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他的一言一行都是代表国家和政府的。在日内瓦,他代表着中国。如果说美国国务卿故意傲慢无礼,那就不是针对周恩来个人,而是针对中国这个国家的。

  假设杜勒斯在日内瓦表现得不那么咄咄逼人,或者艾森豪威尔政府在朝鲜战争之后的几年内不对中国采取那么僵硬的立场,情况又会怎样呢?美国的历史进程会有所不同吧?这真是一个大问号。

  日内瓦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之后不久,杜勒斯离开了日内瓦。美国代表团改由艾森豪威尔的战时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任团长。在全体会议的某一天,一位记者问史密斯将军,他同周恩来是否有什么接触。他开玩笑说,他同周恩来的唯一接触是共同使用卫生间里那条长长的卷筒毛巾。在日内瓦会议的最后几个星期里,比德尔·史密斯有所松动,他在酒吧间里主动找周总理的翻译攀谈。虽然他们不过是随随便便地交谈,这个姿态却有着重大的意义。周总理觉得美国代表团中并不是每个人对中国的态度都与杜勒斯一模一样,他决定直接同比德尔·史密斯打打交道。

  第二天,周恩来走进酒吧间,看见比德尔·史密斯在柜台前正往杯子里倒咖啡。他径直向史密斯走去,伸出他的手。比德尔·史密斯猝不及防,不由得一愣,但是他迅速作出了反应。他左手夹着一根雪茄烟,急急忙忙用右手端起咖啡,故意显示他的双手忙不过来。无论如何,中国总理已把坚冰打破,他们进行了短暂的友好交谈。史密斯赞扬中国的古老文化和美丽河山,还说他非常喜欢中国瓷器。

  不久以后,比德尔·史密斯发现了一个机会把刚刚开始的联系继续下去。那是在举行最后一次全体会议的时候,周恩来正在会议休息室里与人谈话。史密斯走上前去向中国总理问好。他评论这次会议说,会议是富有成果的,他借此机会向中国人民表示热忱的祝愿。他还说,总理的外交才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为能结识总理而感到高兴。周恩来回答说,“上次我们见面时,我不是首先向你伸出手吗?”这句话使史密斯想起他那“两手忙不过来”的滑稽动作,不觉有些发窘。他笑一笑来掩饰自己的窘态,临走的时候,用肘碰了碰总理的胳臂。

  为什么美国代表团代理团长始终没有鼓足勇气同中国总理握手呢?对这个问题,中国代表团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感到迷惑不解。直到很久以后这个谜才被解开。事实是,当杜勒斯还在日内瓦的时候,下了一道禁令——不许同中国人握手。难怪比德尔·史密斯和总理初次会面时莫名其妙地一手夹着雪茄,一手端起一杯咖啡,第二次会面时用肘碰一下总理的手臂,而不握手。尽管杜勒斯是赫赫有名的华尔街律师,精明狡诈,他却忘了在不得握手的禁令之外再加上一条——不得用肘碰对方的胳臂。

  周恩来抓住一切机会对美国代表团的成员做工作,但对任何挑衅却坚决予以回击。在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时候,他代表中国提出一个方案。比德尔·史密斯即席作了一个发言,说周恩来先生的建议包含着可供讨论的内容。第二天开会再讨论这个问题时,史密斯借故离会,说是到伯尔尼去拜会联邦政府去了。他的副手,抗日战争胜利后代表美国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过的沃尔特·罗伯逊,代史密斯担任美方首席发言人。他一上来就批驳前一天总理的发言,说中国代表团的意见不值得考虑和讨论。周总理责问罗伯逊说:“你们美国代表团说话算不算话?你们的团长史密斯昨天表示我们的意见可以考虑,今天怎么变卦了?”总理指着罗伯逊说:“罗伯逊先生,我要提醒你,我们在中国是认识的,我了解你。如果美国敢于挑战,我们将是能够应战的。”罗伯逊听了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注【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第21页,世界知识出版社。】

  杜勒斯的禁令终于被冲破了。经过参加会议的英国驻北京代办汉弗莱·杜维廉的斡旋,美国代表团与中国代表团举行了会晤,讨论就遣返双方被扣留人员举行谈判的程序问题。这次会晤终于导致中美大使级会谈。后来,会谈时断时续,拖了十五年之久,是一次破纪录的马拉松式谈判。

  尽管美国有意作梗,日内瓦会议终于超过了最后的障碍,达成了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协议,并且规定了解决印度支那政治问题的原则。  注【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第13页,世界知识出版社。】但是,后来这个协议由于杜勒斯的反对而遭到破坏。最后的结果是,美国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在越南卷入了一场无法打赢的战争,蒙受了沉重的创伤。

  虽然在日内瓦开始的中美大使级谈判前途如何当时是捉摸不定的,但是,从中国的观点看,这次旷日持久的谈判还是值得的,因为它使美国同意放回了钱学森教授。  注【《钱学森在美国》,载《人物》双月刊,1982年第6期,第20页。】钱学森是火箭专家、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教授,曾经帮助制造了美国的第一枚导弹。他是文职人员,在研制导弹时得到美国陆军上校军衔。美国政府由于害怕这位洲际弹道导弹专家渴望回到已由共产党执政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把他扣留了五年之久。中国最终说服了美国允许钱学森离美。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七日,钱学森偕同在德国学习过音乐的妻子蒋英和两个孩子,乘“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离开美国回国。

  多年以后,周总理在一次会上谈到日内瓦会议时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至今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

  日内瓦会议上除了正戏之外还有小插曲。周恩来在会内会外同会议的主要参加者进行会谈,有时候还在他临时下榻的湖边别墅继续商谈。希望会见这位中国政治家的其他欧洲国家议员和知名人士也常常光临这座别墅,其中有世界影坛巨星查理·卓别林。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和中国总理也在日内瓦熟识起来。由于他们经常接触,终于就中英两国互相在对方首都设立代办级联络处的问题达成了协议。

  从长远看,更有意义的是周恩来利用日内瓦会议的间隙于六月对印度和缅甸所进行的访问。在这次访问中确定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一贯倡导的第三世界国家反帝统一战线。由周恩来首先提出的这五项原则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这五项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准则,为一九五五年万隆会议通过的十项原则奠定了基础。

  亚非会议定于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在印度尼西亚的避暑胜地万隆市召开。周总理在前往万隆的途中险遭暗害。他刚刚动过阑尾炎手术,健康还没有完全恢复,但他认为这次会议非常重要,无论如何一定要亲自去参加。他原定四月十一日和工作人员一起乘包租的印度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出发,途经香港接部份代表团成员上机。飞机在启德机场加油时,国民党特务在机翼中安放了定时炸弹。飞机接近北婆罗洲海岸线时在空中爆炸。十一名乘客(不包括机组人员)遇难,其中有八名中国人、一名越南人、一名波兰人和一名奥地利人。十一位烈士为争取和平、独立和自由的事业献出了生命。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中为他们树立了一块巨大的纪念碑,碑上镌刻着追念十一位烈士的墓志铭。

  周总理很侥幸地没有乘这趟飞机,因为他应邀去仰光同缅甸、印度和埃及总理会晤,临时改变了行程。这样,中国避免了一场不堪设想、无法弥补的大祸。

  从日内瓦会议到万隆会议是一个里程碑。如果说日内瓦会议是为了消除殖民主义留下的祸根和解决朝鲜与印支战争所带来的问题,那么万隆会议则是要讨论如何最有效地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维护亚洲和非洲新生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独立。四月十八日,万隆会议开幕。许多发言奠定了会议的基调——加强亚非国家反帝反殖的团结。但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前殖民国家造成并加剧的彼此之间的隔阂和误解,似乎要使与会者发生分裂。会议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不和谐的调子。个别国家的代表含沙射影地提出所谓“共产主义威胁”、“颠覆活动”、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等问题,矛头实际上指向中国。会议气氛相当紧张,必须迅速作出反应。

  第二天轮到中国发言。周总理临时决定将原定在下午全体会议上的发言稿印发给与会者。上午会议结束后,他利用午间的短暂休会时间起草补充发言稿,回答对中国的造谣中伤,一边写一边交给工作人员译成外文。下午轮到中国在会议上发言时,周恩来登上了讲台。

  周总理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周总理又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注【《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53至157页,人民出版社。】

  周恩来阐明了中国的立场之后,接着回答所谓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国进行“颠覆活动”等问题。他戳穿了这些谎言,并邀请与会代表在方便的时候亲自去中国看看,特别是到中国东南沿海和边境省份去参观。他以和解的语气对那些对中国怀有恶感的与会代表说:“我们是容许不知真相的人怀疑的”,“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周总理的讲话,求同存异,绕过了暗礁,引导会议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在历时一个星期的会议期间,周恩来几乎日以继夜地工作,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付出的牺牲是值得的,因为万隆会议取得了成功,通过了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这十项原则包括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为亚非国家,后来又为拉美国家奠定了指导它们的双边和多边关系的行动准则的基础。历史肯定不会无视周恩来对第三世界广大地区的人民所作的不朽贡献。

  在会上,中国代表团本不准备讨论台湾问题,但台湾问题还是被提出来了,因为有些国家对当时台湾地区局势持有模糊的看法。周总理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向代表们阐明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但并不要求会议进行讨论。在会外,周总理同许多国家的政府首脑分别进行交谈。他还同缅甸、锡兰、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代表团团长一起,专就这个问题私下交换意见,阐明中国的立场。

  周总理指出,台湾问题有两个方面。第一,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第二,造成远东,特别是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原因是美国侵占中国领土台湾,这是中美之间的国际问题。中国政府愿意与美国谈判解决,但这丝毫不能影响中国人民行使自已的主权——解放台湾的正义要求和行动。周总理利用万隆会议的机会发表声明,向美国政府作出了友善的表示:“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  注【外交部理论学习组:《光辉的业绩,杰出的贡献——忆周总理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第二辑,第234—235页,人民出版社。】

  中美外交官终于在日内瓦开始举行了大使级谈判,从而向在上海签署中美联合公报的漫长征途中迈出了第一步。在上海,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于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在尼克松总统访华结束之际签署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美联合公报。这次访问结束了二十年的对抗,开创了两国之间和解的新阶段。台湾问题涉及中美两国关系的一面终于得到了解决。“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一九七九年,华沙谈判之后四分之一世纪,在美国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废除美台条约和把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撤出台湾地区的谅解基础上,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

  万隆会议之后,周恩来的下一个重大外交活动是一九五六年底至一九五七年初出访亚欧十一国,“寻求友谊、寻求知识、寻求和平”,扩大中国的外交视野。当时,中国正计划大规模勘探石油和发展石油工业。他每访问一个国家,特别留意参观工厂、炼油厂和炼油设施。他认为中国可以学习他们的经验。

  周总理历时最长的出国访问是一九六三年十二月至一九六四年二月的亚、非、欧十四国之行。副总理兼外长陈毅陪同进行了这次七十二天的出访。在访问非洲大陆的时候,周总理提出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成为在国际关系中首创的新概念。这些原则所体现的平等互利精神立即赢得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赞扬。  注【外交部理论学习组:《学习周总理的光辉榜样,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而奋斗》,同上书第一辑,第157页。】

  出访前,总理对援外问题作了详细的研究。在他的中南海办公桌上,放着中国对外援助计划的最新材料,材料空白处有他的亲笔批注。他决定视察被访国家的中国援建项目,看看援建计划是怎样执行的,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他比较了其他国家制订的援助计划,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这些援助多半是以牟利为目的,附有条件,谋取特权,有利于援助国。根据这些条件提供的援助,势必使受援国越来越依赖于援助国。

  周总理在阐述中国同这些国家的经济关系时,牢记自已国家的近代史和第三世界国家遭受殖民主义剥削的历史。由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都遭受过帝国主义的剥削,他确定中国的援助必须是一种不同形式的援助,不容许有任何剥削的成分。于是,他制订了著名的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其中包括: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允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他认为最后一条是最重要的。对于要在外国忍受艰苦条件没有作好充分思想准备的援外人员来说,这是一条要求很高的规定。

  有时候发生了利益冲突。某些援建项目竣工后,其产品将同中国的传统出口产品竞争。但是,假如某个国家表示想寻求中国援建某个工厂,比如纺织厂、制糖厂、制茶厂、制烟厂等等,那么周总理总是要中国政府尽可能提供所需的援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将不仅承担这项援建项目,还要传授经验,比如如何种植棉花、甘蔗、茶树和烟草,周恩来认为,无私的援助的全部意义在于要使受援国在原料供应和技术上都能做到自力更生。他经常告诫负责援外项目的政府部门,要记住如果中国只顾自己,那就是民族利己主义;如果中国以恩人自居,那就是大国沙文主义。他特别要他们警惕大国沙文主义。他说,中国是一个大国,若不经常警惕,政府官员容易对接受中国援助的国家盛气凌人。  注【外交部理论学习组:《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回忆周总理同第三世界的深情厚谊》,《人民的好总理》第16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周总理花费心血最多的援建项目是修建连接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坦赞铁路,也叫做友谊铁路。最初坦、赞两国曾向几个西方国家招标,都遭到拒绝。这显然是一项无利可图的工程。再说,在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中辟路铺轨,困难和危险几乎是无法克服的。两国转而希望中国承担这项工程,但也不是很有信心。他们知道中国也不富裕,它自己有繁重的铁路建设计划亟待实施。尽管这样,中国政府还是同意了提供资金并参加修建所拟的铁路干线。这使他们喜出望外。

  把内陆国家赞比亚同非洲东海岸的坦桑尼亚连接起来的这条一千八百六十公里长的铁路,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用了整整六年的时间才建成。这条铁路于一九七六年七月全线正式通车。当时周恩来已离开人世。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人民在庆祝铁路通车的那天,理所当然地为这位全力以赴帮助他们变梦想为现实的人物默哀数分钟,以示纪念。

  周总理访问非洲期间不断教导随行人员的另一条箴言是:国家不论大小,必须平等对待,越是小国,越要尊重。有一件事可以充分说明他身体力行,遵守这个原则。

  在周恩来到达西非加纳首都阿克拉的前几天,发生了谋刺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博士的事件。加纳人口八百万,同当时的北京差不多,面积略大于河北省。恩克鲁玛为了欢迎中国贵宾正在作最后的准备。出于安全考虑,中国方面的工作人员中有人建议考虑推迟或取消这次访问。总理不同意。他说,东道主越是有困难,他们就越是需要支持,我们就越是应该按原计划进行访问。为了确保恩克鲁玛总统的安全,他要求礼仪从简,取消通常的机场迎送仪式。他还提出,预定举行的会谈、为他举行的宴会和其他活动,都在加纳总统居住的城堡内举行。他对自身的安全却置之度外。

  他对苏丹的访问与加纳之行情况截然不同,但也极好地说明了他的这个特点。苏丹政府曾提议周总理和东道主从机场到宾馆一路上乘坐敞蓬车,让首都人民一瞻中国贵宾的丰采。当时苏丹局势相当动荡,中国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表示异议,改变了计划。周总理得知后,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顾虑过多,指示他们同苏丹官员在他离开该国那天安排从宾馆到机场乘敞蓬车,以挽回影响。这仅仅是为了礼仪吗?从表面上看,是这样,但是作出这个决定的涵意远超过礼仪方面的考虑。这样做是为了表示声援一个处境困难的被压迫国家的领导人。

  周总理在他所访问过的国家中,给人们留下的难忘的印象是他平易近人的作风。他总是不忘记普通人。每次访问结束时,一定要找到汽车司机、宾馆和饭店的厨师、机组人员和保安人员向他们告别,感谢他们使他进行了愉快的访问。使采访此行的记者感到十分诧异的是,他对新德里中国大使馆雇佣的所谓“贱民”表示特别关怀,同他们逐个握手,通过握手,对他们的境遇表示了同情。印度的“贱民”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从事打扫厕所和擦洗地板等被视为最卑贱的职业。他们是一群被社会摈弃的人,除了自己种姓内的人以外,谁也看不起他们。

  在中国的高层领导人中,周恩来是同苏联领导人直接打交道最多的一位。五十年代初,他在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过。他认为,斯大林尽管有种种缺点和失误,但他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强烈反对赫鲁晓夫集团辱骂这位已故的苏联领袖,并且当面指出,他们执行的政策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周恩来有一次在莫斯科当面项撞赫鲁晓夫,反对赫鲁晓夫集团以老子党自居,摆出一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代言人的架势,他还斥责赫鲁晓夫荒唐地把苏联的一切过错都归咎于斯大林一个人。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东欧发生了两件震动世界的事件。一件是在波兰的波兹南发生的群众示威,一件是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叛乱。这两个事件都是赫鲁晓夫集团推行“非斯大林化”所造成的恶果。波兹南事件的起因是波兰工人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状况不满上街游行,以示抗议;而匈牙利发生的则是一场反革命暴乱,又因国外敌对势力的侵入而更加复杂化。在波兰事件中,赫鲁晓夫调动华沙条约组织的军队,要用武力威胁波兰,对于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乱,他却惊慌失措,经一阵犹豫之后才出兵帮助匈牙利人民镇压了叛乱。

  周恩来一九五七年一月访问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讨论东欧局势。他严厉批评苏联领导人干涉波兰内政,挥舞大棒阻挠一切违背克里姆林宫意愿的政策或行动方针。

  访问莫斯科之后,他又去波兰和匈牙利。他不避艰险,来到反革命暴乱刚刚平定、枪声还隐约可闻的匈牙利首都,不顾个人安危,立即展开了紧张的工作。他在布达佩斯积极分子大会上发表讲话,祝贺匈牙利人民在苏联军队的帮助下,粉碎了反革命复辟的阴谋。他同时指出:“中国人民完全理解匈牙利人民对于过去领导者的严重错误所感到的不满。匈牙利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要求纠正这些严重错误……要求匈牙利在民族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加强团结和友好合作,这些要求是完全正当的。”  注【《关于匈牙利事件》第122-127页,世界知识出版社。】这篇激动人心的演说使一些匈牙利老共产党员不禁热泪盈眶。

  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论战使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分歧于一九六○年公开化。赫鲁晓夫集团对中国施加压力,企图压服中国追随苏联的路线。突然间,撕毁了同中国政府签订的几百个协议和合同,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停止供应重要设备。更有甚者,苏联还向中国逼债,要中国偿还朝鲜战争期间的借款。

  赫鲁晓夫以为自己已掐住中国的脖子,因为一九六○年中国的农业歉收,中国处在非常困难的时刻。

  但是,作为政府首脑的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制定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组织全国人民,奋发图强,努力工作,战胜困难。于是,情况开始又好转起来。到第二年十月周恩来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时,中国在经济上已渡过了难关。

  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集团又一次大肆诽谤斯大林。这位已故的领袖不仅成了大大小小的会议上攻击谩骂的对象,连他的棺材也遭到亵渎,迁出列宁墓。周恩来向赫鲁晓夫及其同伙表明了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他带领中国代表团到红场,向列宁陵墓献了花圈。接着他找到了斯大林的新的安息地,献上一束鲜花,以表示对亵渎斯大林的人的蔑视。花束缎带上写着:“献给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约·维·斯大林”。周恩来在献花以后便中止参加苏共二十二大的会议,提前离开苏联回国。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乘坐的“七六年精神号”专机在北京机场降落,开始了他在结束访问时所说的“改变了世界的一周”。那天,七十三岁高龄的周恩来总理笔挺地站在舷梯旁,迎接踏上中国国土的第一位美国总统。但是,人们哪里知道,这位服装整洁、形容虚弱、站立在二月刺骨寒风中的周总理是个身患重病的人。一九六六年以来,他一直患心脏病,此时又患了癌症。慈祥而机敏的面孔显得分外憔悴,说明他的健康状况不佳。

  但是,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的这一周中,他同美国总统举行了一轮又一轮的会晤和谈判,丝毫没有显出疲劳的样子,晚上还陪同尼克松和夫人出席各种社交活动。尼克松注意到,周恩来在四小时会谈的中间服用过药片,他以为这是降血压的药。但实际上周恩来的病要严重得多。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一次会谈开始前,中国总理表示希望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能继续任职,同时他暗示自已到那时可能已不在人世了。“例如,如果我突然心脏病发作而死去,你就不得不同另一个对手打交道了。”  注【《尼克松回忆录》中册,第272页,商务印书馆。】他说的不是假设的情况,而是事实,而且还不是事实的全部。那时离开他逝世还不到四年。他的生命只是靠坚强的意志和医药治疗才得以维持。

  虽然重病在身,周总理仍强打精神,坚守岗位,为国操劳。他先是在中南海的办公室日理万机,后来不行了,便在医院的病床上办公。根据他同毛主席一起制订的新的对美外交方针,总理把全部精力投入接待尼克松的来访,事无巨细均参加擘画,代表国家进行谈判,亲自掌握协调各种活动,最后在美国总统访问结束时双方签署了著名的《上海公报》。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签署的《中美联合公报》,是国际关系史上一个独特的文件。它是长时间的紧张谈判和各自相让的结果。这个联合公报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象一般国际协议那样,用一些空话和套话掩饰谈判过程中未能解决的分歧,而是罗列和阐明两国间的分歧之点和一致意见。讲到分歧和争论的问题时,一律以这个公式开头,“美方认为”或“中方认为”。签署公报的双方用这种方式表明哪些问题未能达成协议。

  这一切使人想起周恩来在一九五五年的万隆会议上采取的方针——求同存异。《万隆会议公报》与《上海公报》不同的是,《万隆会议公报》没有把分歧写进去,而《上海公报》则罗列并详细说明分歧所在。于此,周恩来的外交家本色又一次显露出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双方剑拔弩张地对峙了二十年,自从五十年代初朝鲜战争以后一直不停地以激烈的言词互相抨击。因此,要使美国总统和中国总理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午有历史意义的握手,能够融化多年互相敌视造成的僵持和互不来往的状态,中美两国都必须做许多工作来消除多年形成的对立,向人民解释在中美关系中掀开新的一页的必要性。

  尼克松向美国人民解释了与中国领导人进行对话的重要意义,他希望结束大陆中国孤立于他所谓的“世界大家庭”之外的状态。

  在此以前,毛泽东通过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向美国公开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如果尼克松有意,欢迎他以总统身份,或者以旅游者身份访问中国。  注【外交部理论学习组:《学习周总理的光辉榜样,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而奋斗》,《敬爱的周总理  我们永远怀念您》第一辑,第170页,人民出版社。埃德加·斯诺:《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载1971年4月30日美国《生活》杂志。】

  周恩来领导下的国务院抓住时机教育全国人民,要看到国际局势中不断变化的因素,这些变化要求探索一条使中国与美国恢复接触的新途径。政府向人民广泛传达了介绍美国基本情况的报告,并解释为什么邀请尼克松总统作为政府的客人访华。因为,如果事先不让老百姓有充分思想准备,他们将很难容忍这个“头号帝国主义者”作为上宾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宴会。

  在中美实行和解之前相当一段时期,中国、苏联和美国的三角关系确实发生了某些变化。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虎视耽耽,使紧张的中苏关系濒于破裂。当时的国际形势使得中国同美国的关系有可能从对抗转化为缓和。因此,这个弯子是不太难转过来的。

  一开始,中国给予美国客人的接待是有节制的,客客气气,合乎礼仪——这是很自然的。二十年积累起来的敌对情绪,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而且,两国当时还没有外交关系,彼此没有正式承认。但是,在美国总统到达后几小时,毛泽东主席突然安排会见他。这表明,东道主准备给予美国客人很高的礼遇。关于尼克松在北京的第一天的报道和第二天《人民日报》配有六幅图片的版面,说明对美国客人的接待比最初设想的要热情一些。周总理也在注意选择适当的时机,逐步增加接待的热情,来反映这种情绪。在尼克松一行访问的第三个晚上,总理请他们到新建的体育馆观看乒乓球表演赛和体操表演。座无虚席的体育馆里不时爆发出掌声。那协和一致的掌声,既是向表演者喝采,也是向贵宾表示欢迎。在观众的心目中,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个美国官方代表团已经莅临了。

  周总理不辞辛苦地作出精心安排,使客人有宾至如归之感。同尼克松的谈判分别安排在人民大会堂和美国总统住地钓鱼台国宾馆轮番举行。当尼克松站在宾馆门口迎接周恩来一行来举行会谈时,必然有一种感觉,仿佛他是在自己的官邸接待中国客人。

  如前所述,周总理始终要保证来访客人都没有“一人向隅”之感。毛主席会见美国客人时,威廉·罗杰斯国务卿没有在场,举行重要会谈时坐在总统旁边的是国家安全顾问亨特·基辛格。尼克松的访问临结束时,周总理特地前去拜会了罗杰斯先生。这感人的姿态,正是出类拔萃的外交家周恩来的特色。 
(信息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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