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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孕育的忠义英雄――论关羽形象

[字体: ] 发布时间:2006-10-28 11:23:45 [关闭]
民族文化孕育的忠义英雄
――论关羽形象
 
沈伯俊
 
 
〔摘要〕关羽的“义绝”形象,既以历史人物关羽为原型,又得益于多种社会因素的合力,特别是《三国演义》的成功塑造。这一形象,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心理,因而堪称民族文化孕育的忠义英雄。
〔关键词〕关羽;《三国演义》;民族文化;忠义英雄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三国演义》中的关羽,与诸葛亮、曹操一起,被清初小说评点家毛宗岗并称为“三奇”、“三绝”:诸葛亮“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堪称“智绝”;曹操“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堪称“奸绝”;而关羽则“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堪称“义绝”〔1〕。
我曾经指出:“历史上的关羽,号称‘万人敌’,确是一员虎将、勇将或名将;然而,他还算不上军事家。就历史功绩、历史地位而言,历代超过他的名将比比皆是,如唐代平定‘安史之乱’的主要统帅郭子仪,功劳就比他大得多。但是,在后人的心目中,关羽的地位却凌驾于所有武将之上,在清代还高于诸葛亮,甚至高于‘万世师表’孔子。”对此,通俗文艺的美化与渲染起了很大作用。其中,《三国演义》对关羽形象的成功塑造是一个关键的因素。而更值得深入探讨的,则是关羽形象的文化渊源和文化意义。
 
 
历史上的关羽(?—219),本是刘蜀集团的头号大将。关于他的出身,史无明文,《三国志·蜀书·关羽传》并无一字言及其家世,开篇便说他“亡命奔涿郡”,想来应该是出身于下层。汉灵帝光和七年(184)二月,黄巾起义爆发。他和张飞跟从刘备起兵,参与镇压。此后,他一直忠于刘备,不避艰险,深受刘备倚重。献帝初平二年(191),刘备任平原相(相当于太守),即以关羽和张飞为别部司马。建安三年(198),曹操擒杀吕布,刘备随之还许都,曹操表其为左将军,表关羽、张飞为中郎将。次年(199),刘备借率兵截击袁术之机,重据徐州,命关羽守州治下邳(今江苏邳州),行太守事(代理太守),自己则驻守小沛(今江苏沛县)。此时,关羽在刘备集团的地位已经无人可比。建安五年(200)正月,曹操亲征徐州。刘备大败,投奔袁绍;关羽被擒,曹操拜其为偏将军,不久又封为汉寿亭侯,礼遇甚厚。仅仅三个月后,关羽便毅然回到刘备身边。建安十三年(208),孙权、刘备联合抗曹,当时刘备的主要军力有两部分:一是“关羽水军精甲万人”,二是刘琦率领的江夏军万人,由此又可见关羽地位之重要。赤壁大战后,刘备夺取荆州江南四郡――武陵、长沙、零陵、桂阳,以关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试图向北拓展。刘备、诸葛亮先后入蜀后,
关羽镇守荆州,独当一面。建安二十四年(219)七月,刘备自称汉中王,拜关羽为前将军,假节钺。他随即率兵北上,攻曹操大将曹仁于樊城,消灭于禁所领七军,擒斩勇将庞德。一时“威震华夏”,以致曹操“议徙许都以避其锐”〔2〕。但因后防空虚,被孙权袭夺荆州,很快就败走麦城,同年十二月被擒身亡。
作为一员虎将,关羽在汉末三国时期就已声名显赫。其特点主要有三:
其一,勇猛善战,武艺高强。在官渡之战初期的白马之战中,他曾于万军之中一举斩了袁绍大将颜良,“(袁)绍诸将莫能当者”。这雷震霆击般的壮举,使他从此被誉为“熊虎之将”,与张飞皆有“万人敌”之称。
其二,性格“刚而自矜”――刚强而骄矜(自高自大)。刚强固然是优点,但也须看场合和对象,不能时时处处一味刚强,否则便有可能误事;骄矜则是一大缺点,对于独当一面的统帅或政治集团的领袖,甚至是致命的弱点。关羽的骄矜,对己对友都表现突出。对同僚,他以“老大”自居,时有盛气凌人之态。刘备平定益州时,勇将马超来归,“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按:张飞字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对部将,他不善含容抚绥,稍不如意便加训斥。“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将军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轻己。自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怀惧不安。”对盟友,他缺乏应有的尊重,动辄恶语相加。“(孙)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骂辱其使,不许婚,权大怒。”孙权后来乘关羽北伐襄阳、樊城之机袭取荆州,根本原因是为了实现其全据长江,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的战略目标,对刘备集团而言,固属背信弃义之举;但关羽不善与盟友相处,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其背盟提供了口实。而镇守江陵、公安的麋芳、士仁如果不是因为“怀惧不安”而投降,吕蒙未必能轻易得手,至少他们可以坚守到关羽回援,如此则荆州未必失守。所以,关羽骄矜的代价是极其惨重的。
其三,义气深重,被誉为“天下义士”〔3〕。“义”的基本含义是正义和合理的言行。关羽之“义”,主要表现有三:一是忠义彪炳。在长达三十五年的岁月里,关羽始终忠于刘蜀集团,坚决维护其利益。建安五年(200)初,他被曹操所俘,极受优礼。此时曹操身为当朝执政大臣(以司空行车骑将军,建安十三年始任丞相),关羽如果就此归顺,一般人是不会指责的(前有张辽,后有张郃,均系战败而降,成为曹操手下大将);但他却不愿背弃刘备,一旦得知其下落,便毅然放弃荣华富贵,回归刘备。这种忠于共同理想的耿耿丹心,深受时人和后人的敬重。二是信义素著。在他归刘之前,曹操命张辽探其口气,“羽叹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及羽杀颜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赏赐。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於袁军。”〔4〕知恩图报,信守诺言,明言相告,来去分明,如此坦荡胸襟,绝非常人可及。三是节义凛然。由于樊城未能及时拿下,曹操又遣大将徐晃率军救援,致使进攻受阻,孙权则乘虚袭夺荆州,关羽腹背受敌,北伐失败,退守麦城。这时,他仍企图夺回荆州;可惜势单力薄,收复无望,竟在突围时被擒,不屈而死。一代名将,终于为刘蜀集团献出了生命。
 
 
    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对关羽的崇敬之情仅次于诸葛亮,书中叙事,对关羽一般都不直呼其名,而是称其字“云长”,或者尊称“关公”、“关某”,显得十分特殊。罗贯中在史实的基础上,吸收通俗文艺的养料,并充分施展自己的艺术才华,把关羽塑造为“忠义”的化身,一个个性鲜明、血肉丰满的悲剧英雄。为此,作品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作了非常成功的努力。
    (一)竭力夸张关羽的赫赫战功,渲染其英雄气概。历史上的关羽,虽然武艺高强,但其战功不过是《关羽传》记载的斩颜良、围曹仁、败于禁、诛庞德几件。而在《三国演义》里,罗贯中却通过一系列虚构性情节,大大夸张了关羽的战功,以突出其盖世英雄的形象。关羽第一次崭露头角,是“温酒斩华雄”,便是一个典型的“张冠李戴”情节。历史上斩华雄的,乃是孙坚。《三国志·吴书·孙破虏传》写得明明白白:“(孙)坚复相收兵,合战于阳人,大破(董)卓军,枭其都督华雄等。”罗贯中对史实作了较大改造,写诸侯联军讨伐董卓时,董卓部下勇将华雄扼守汜水关,先是斩了鲍信之弟鲍忠,继而打败联军先锋孙坚,接着又气势汹汹地到联军寨前挑战,连斩袁术部将俞涉和韩馥部将潘凤;在众诸侯大惊失色之际,身为小小马弓手的关羽挺身而出,奋勇请战,片刻之间便斩了华雄,当他提着华雄之头回到中军帐时,曹操为他斟的一杯酒尚有余温(第5回)。罗贯中巧妙运用侧面描写,层层烘托,虚实结合,把关羽的高度自信和高强武艺表现得十分传神。吕布被杀以后,关羽更是成了天下无敌的英雄。在白马之战中,袁绍大将颜良连斩曹操部将宋宪、魏续;勇将徐晃出战,斗了二十合也败归本阵。就在“诸将栗然”,曹操也“心中忧闷”之时——
 
关公起身曰:“某虽不才,愿去万军中取其首级,来献丞相。”张辽曰:“军中无戏言,云长不可忽也。”关公奋然上马,倒提青龙刀,跑下山来,凤目圆睁,蚕眉倒竖,直冲彼阵。河北军如波开浪裂,关公径奔颜良。颜良正在麾盖下,见关公冲来,方欲问时,关公赤兔马快,早已跑到面前。颜良措手不及,被云长手起一刀,斩于马下;忽地下马,割了颜良首级,拴于马项之下,飞身上马,提刀出阵,如入无人之境。河北兵将大惊,不战自乱。(第25回)
 
作品在层层铺垫之后,以紧凑的语言,将关羽斩颜良写得极为轻快洒脱,有力地表现了他的万夫不挡之勇。接着,为了与“斩颜良”配套,作品再次使用“移花接木”的手法,将原本与关羽无关的“诛文丑”之功加在他的头上:
 
    张辽、徐晃飞马齐出,大叫:“文丑休走!”文丑回头见二将赶上,遂按住铁枪,拈弓搭箭,正射张辽。徐晃大叫:“贼将休放箭!”张辽低头急躲,一箭射中头盔,将簪缨射去。辽奋力再赶,坐下战马,又被文丑一箭射中面颊。那马跪倒前蹄,张辽落地。文丑回马复来,徐晃急轮大斧,截住厮杀。只见文丑后面军马齐到,晃料敌不过,拨马而回。文丑沿河赶来。忽见十余骑马,旗号翩翻,一将当头,提刀飞马而来,乃关云长也,大喝:“贼将休走!”与文丑交马。战不三合,文丑心怯,拨马绕河而走。关公马快,赶上文丑,脑后一刀,将文丑斩下马来。(第26回)
 
张辽、徐晃双战文丑,未能取胜,而关羽不到三合便将其斩了,对比之下,关羽的神勇愈加突出。此后的“过五关斩六将”、“斩蔡阳”、“水淹七军”等情节,也都不同程度地带有虚构成分,甚至全属虚构。这一连串战功,把关羽的勇猛无敌和英雄气概表现得极其充分。
    关羽的英雄气概,是他精神世界的自然流露,不仅表现在矢石交飞的战场上,而且表现在其他各种场合,“单刀赴会”和“刮骨疗毒”便是两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情节。
历史上的“单刀会”,见于《三国志·吴书·鲁肃传》:“肃住益阳,与(关)羽相拒。肃邀羽相见,各驻兵马百步上,但诸将军单刀俱会。肃因责数羽曰:‘国家区区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今已得益州,既无奉还之意,但求三郡,又不从命。’语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肃厉声呵之,辞色甚切。羽操刀起谓曰:‘此自国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在这里,鲁肃显得理直气壮,关羽则比较被动。罗贯中对史实加以改造,先写东吴摆下“鸿门宴”,为关羽与鲁肃的见面设置了严峻的背景;然后写关羽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单刀赴会,在充满杀机的环境里从容不迫,谈笑自若;再写关羽随机应变,一面让周仓发出接应信号,一面挟持鲁肃到江边,安然返回,使东吴方面的精心策划化为泡影,鲁肃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关羽乘风而去(第66回)。于是,这一回便成了刻画关羽有勇有谋、敢作敢为性格的精彩篇章,突出了他那压倒一切的豪迈气概和震慑对手的大将风度,使“单刀赴会”成为千古传颂的英雄壮举。
历史上的“刮骨疗毒”,则见于《三国志·蜀书·关羽传》:“羽尝为流矢所中,贯其左臂,后创虽愈,每至阴雨,骨常疼痛。医曰:‘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医劈之。 时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不过,为关羽刮骨疗毒的医生,却根本不是华佗。因为此事大约发生在建安二十年(215)左右,而华佗早在建安十三年(208)便被曹操杀害了,根本不可能去为关羽治伤。罗贯中在元代《三国志平话》的基础上,巧妙运用颠倒时序、移花接木的艺术手法,把历史上那位不知名的医生变成了神医华佗,生动地表现了关羽非凡的意志和蔑视世间一切困难的气概,为塑造这个“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的艺术形象添上了浓重的一笔。在艺术上,作者善于层层蓄势,使本来并不复杂的情节显得起伏有致,借以逐层表现关羽的英雄气概。华佗的反复试探,写得一波三折,而手术的过程则一泻而下。这种写法,与“温酒斩华雄”中关羽出马前的层层铺垫有异曲同工之妙。另一方面,作者善于运用映衬和对比的艺术手法来刻画人物。其一,华佗本是一代奇才,他那刮骨疗毒的方法也很奇特,恰恰遇上关羽这个奇人,三者相映成趣,遂成小说史上的一段佳话。其二,在刮骨之时,用将士们“皆掩面失色”来衬托关羽的“全无痛苦之色”,使关羽的坚忍性格愈加生色。其三,通过华佗来衬托关羽:华佗一开始就是“因关将军乃天下英雄”而主动前来,治疗完毕盛赞“君侯真天神也”,最后坚决推辞任何报酬。对比他当年为东吴将领周泰治伤时的被聘而往、受重酬而去,这就从侧面表现了关羽那令人倾倒的性格力量。
    (二)着重突出关羽“义重如山”的品格。关羽待人处事的原则,集中体现为一个“义”字。这个“义”,既包含对刘蜀集团的忠诚,对“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誓言的恪守,也包含“有恩必报”的人际关系准则。作品中表现关羽这种“义气”的情节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千里走单骑”,另一个是“华容道放曹”。这就是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大加称赞的“独行千里,报主之志坚;义释华容,酬恩之谊重”。
    历史上关羽的辞曹归刘并不复杂,归刘的路程也不算遥远。――当时刘备是在许都南面的濦强(今河南临颍东)一带袭扰曹操后方,距许都不到二百里,步行三四天即可到达,骑马则只需一天或略多一点时间。罗贯中驰骋艺术想象,通过丰富的情节,把这一过程写得十分曲折动人。首先,作品竭力渲染曹操对关羽的敬重和优待。曹操“以客礼待关公”,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时而赐金银,时而送美女,时而赠战袍,时而送宝马,真是关照备至。其次,作品时时强调关羽虽然备受优待,却始终心系刘备,一再表示只要知道刘备下落,便一定前去寻找。再次,作品在层层蓄势的基础上,正面描写关羽得到刘备的准确消息后,立即挂印封金,写书告辞曹操,独自保护着二嫂,踏上了寻找刘备的千里长途(第25回—26回)。这种不恋高官厚禄,不图荣华富贵,不顾危难艰辛,重然诺,轻生死,始终忠于桃园之盟的高风亮节,如同青松傲雪,皓月当空,足令后人千秋敬仰!
至于“华容道放曹”,完全是《三国演义》的虚构。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山阳公载记》,历史上的曹操败退华容道时,虽然境况十分狼狈,死者甚众,但并未遇到任何埋伏,自然也谈不上被关羽“义释”的问题。《三国志平话》为了突出诸葛亮的智谋,编织了曹操三次遭到截击的情节,其中第三次是被关羽拦住去路,曹操软语求情,关羽以“军师严令”拒绝,曹操只好强行“撞阵”,由于关羽突然“面生尘露”,曹操才侥幸逃脱。罗贯中对此情节作了大幅度的改造,创造出一个深刻表现关羽内心世界的精妙篇章。当关羽率领的五百校刀手挡住去路时,曹操“止有三百余骑随后,并无衣甲袍铠整齐者”,而且早已精疲力尽,毫无战斗力。在此绝境下,曹操只得软语央告,动之以情。此时的关羽,陷于理智与情感的巨大冲突之中。从忠于汉室,忠于刘备集团的立场来看,曹操是图谋篡逆的“汉贼”,是刘备集团的死敌,绝对不能放过;但从个人关系来看,曹操又是除刘备、张飞之外的关羽的平生知己,对关羽可谓恩深义重,他实在很难用自己的手去捉住曹操——
 
云长是个义重如山之人,想起当日曹操许多恩义,与后来五关斩将之事,如何不动心?又见曹军惶惶,皆欲垂泪,一发心中不忍。于是把马头勒回,谓众军曰:“四散摆开。”这个分明是放曹操的意思。操见云长回马,便和众将一齐冲将过去。云长回身时,曹操已与众将过去了。云长大喝一声,众军皆下马,哭拜于地。云长愈加不忍。正犹豫间,张辽纵马而至。云长见了,又动故旧之情,长叹一声,并皆放去。(第50回)
 
作品描写关羽感情的起伏变化,真是一波三折,宛曲有致。
    对于关羽的放曹,今人多持否定态度,认为关羽为了一己私恩而背叛了原则。然而,对于《演义》中的关羽,这却是由他的性格所导致的必然行动。按照“士为知己者死”的古代观点,关羽此举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尽管放曹违背了刘备集团的根本利益,刘备却原谅了关羽。事实上,罗贯中对关羽由此体现的“义”是肯定的,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颂扬道:“彻胆长存义,终身思报恩。”毛宗岗在其修改本中也称赞道:“拼将一死酬知己,致令千秋仰义名。”由此可见,“华容道放曹”体现了古代士文化的价值观,为塑造关羽这个“义绝”典型写下了最浓重的一笔。
    (三)多方表现关羽“刚而自矜”的性格。作为一个典型的“忠义”英雄,关羽区别于其他英雄的性格特点是“刚强”和“骄矜”。刚强使他在长达三十五年的征战生涯中战胜了重重艰险,建立了累累功勋,成为天下闻名的勇将。骄矜则使他傲慢自大,目中无人;功劳越大,声望越高,骄矜越甚。正是由于骄矜,他忘记了诸葛亮谆谆嘱咐的“北拒曹操,东和孙权”的战略方针,任性而行,使自己陷于两面受敌的危险境地;正是由于骄矜,他轻信了陆逊假意奉承之辞,低估了东吴的力量,轻率地调走了荆州大部分守军,给吕蒙、陆逊以可乘之机;也正是由于骄矜,他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一再拒绝王甫等人的正确建议,直到突围时还不顾王甫“小路有埋伏”的警告,说什么:“虽有埋伏,吾何惧哉!”(第77回)终致被俘身亡。因此,所谓“大意失荆州”,实际上是“骄傲失荆州”。尽管他对刘蜀集团忠心耿耿,却被自己那骄矜的性格一步步地推向悲剧的结局,成为一个失败的英雄。当然,失败的英雄仍然是英雄,关羽以自己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坚毅言行,为自己的英雄交响曲谱写了最后一个悲壮的乐章,仍然具有响遏行云的力量。
    总之,关羽的艺术形象既以其历史原型为基础,而又大大超越了其历史原型,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关羽的悲剧,不仅是其个人的命运悲剧,而且是刘蜀集团的历史悲剧。由于关羽的失败,刘蜀集团仅余益州之地,诸葛亮《隆中对》提出的先跨有荆益,再伺机两路北伐的战略构想再也难以实现。因此,关羽的悲剧,成为刘蜀集团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留下了丰富而深刻的历史教益。
 
 
对关羽的崇拜,肇始于隋唐,形成于宋元,鼎盛于明清。在《三国演义》问世之前,民间已有关羽崇拜,佛教、道教也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神化关羽,宋元统治者则通过给关羽加封以突出其“忠”。而在《三国演义》问世以后,根据《演义》改编的戏曲、曲艺等艺术品种,又不断地强化关羽的超人形象,并把对关羽的崇拜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和各个地区。正是多种社会因素的合力,把关羽推上了神的高位,让芸芸众生顶礼膜拜。
为什么各个社会阶层、各种社会力量都如此钟情于关羽?最根本的原因,是关羽作为“义”的典范,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
中华文化是一种典型的伦理型文化,历来重视道德伦理的修养和道德楷模的尊崇。早在西周初期,以周公为代表的统治者便提出了“德”的概念。《尚书·武成》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勋,诞膺天命,以抚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尚书·君奭》曰:“王人罔不秉德。”《尚书·蔡仲之命》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都强调了“德”对于确立统治合法性的决定性作用。《周易·坤卦》曰:“君子以厚德载物。”则把“德”视为所有“君子”共同的伦理追求。因此,合格的统治者必须“敬德”,而敬德的关键在于“保民”。这种敬德保民的观念,成为维系西周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武器。到了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礼崩乐坏。这固然为巨大的社会变革提供了契机;但在无休止的彼此攘夺之中,崇德修礼之风受到严重冲击,道德的重建也成为时代的迫切需求。于是孔子高举起“礼义”、“仁义”的旗帜,毅然承担起文化传承与道德重建的使命。《礼记·礼运》曰:“礼也者,义之实也。……仁者,义之本也。”这比较准确地概括了“礼”、“仁”、“义”三者的关系。《礼记·儒行》曰:“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表明了儒家坚持“仁义”之道的决心。而在《论语》中,有关“仁义”的论述更比比皆是。战国时期,孟子继承孔子而又自创新义,将基于民本思想的“仁义”学说发扬光大,并较好地阐述了“忠义”的关系。经过两汉四百年的长期培植,“仁义”思想、“忠义”观念深入人心,成为全民族普遍认同的文化心理。这种以“仁义”为根本宗旨,以“忠义”为道德规范的共同文化心理,深刻地影响着关羽的人生目标和人格养成。他之“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决非偶然。通过毕生的实践,关羽终于成为汉末三国时期公认的“忠义”英雄。而在他身后七八百年的北宋时期,道德重建再次成为时代的迫切需求,“忠义”观念进一步深入社会各个阶层。于是,在关羽的“勇”、“刚”、“义”三大性格特点中,“义”得到了特别的重视和褒扬。这一代代相传、逐步嬗变、不断丰富的文化心理,乃是关羽形象的文化渊源,
诚然,对“义”这一概念要作具体分析。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人们的“忠义”观难以越出封建思想的藩篱,但其中也确实融合了人民群众的观念和感情。中华民族历来把“义”区分为“大义”和“小义”。所谓“大义”,是指人们公认的根本的政治原则和道义原则。作为政治原则,它实际上等于“忠”,虽然常常指一心不贰地为封建王朝奔走效劳,但也常常指对国家、民族的忠贞不二,对理想、事业的矢志如一,鞠躬尽瘁;有时是封建纲常的代名词,有时又是坚持真理、鞭挞邪恶的同义语。作为道义原则,它强调为人正直,处事公道,不畏强暴,扶危济困,体现了广大民众对平等互助、患难相依的人际关系真诚追求。所谓“小义”,则指胸襟狭隘,昧于是非,只顾一己私利,忘记甚至损害国家、民族利益,践踏他人利益。本文第一部分已经谈到,关羽的“义”,主要表现有三:一是忠义彪炳,二是信义素著,三是节义凛然,尽管统治者可以加以利用,但也基本符合广大劳动人民评判是非、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在抗击外敌入侵、维护民族尊严之际更是如此。因此,关羽的“义”,就主导方面而言,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中积极的一面,具有跨越时代的价值,值得后人批判地吸收。
由此可见,关羽形象堪称民族文化孕育的忠义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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